2009年10月11日 星期日

海外基金 投資新主流:行為財務學

萬寶週刊 830期

「行為財務學」於上世紀70年代盛行於西方金融界,特別是資產管理行業中,是一門以研究投資者行為來輔助投資決定的學科。目前西方許多從事投資的專業人士,都認為行為財務學可以對現代組合理論產生很好的補充作用,但還不能完全代替現代組合理論。因此,行為財務學在西方資產管理業中,已成為基金經理和投資分析師運作投資管理的一個重要工具。

自然樂觀的偏誤

從事行為財務學研究的經濟學家或投資管理專家們,往往將行為財務學的起源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像羅伯特.席勒、理查.塞勒這種著名經濟學家,開始對投資者的投資決定行為進行深入的研究。但實際上,早在1934年,本傑明.格萊姆所撰寫的《證券分析》第一版中就已經觀察到「投資者往往對其投資決定先是充滿無窮的樂觀期待,之後又將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

幾乎同時,約翰.凱恩斯也開始談到「由人的本性所決定投資感情的不穩定性」。他進一步觀察到,「人性的一個特點是:大部分的積極行動是建立在一時出現的樂觀情緒的衝動上,而不是建立在慎密的數學計算推演的基礎之上。」行為金融學家們將這人的本性稱為「自然樂觀的偏誤」(Optimism bias)。


在投資理財中的作用力

行為財務學並不是依靠使用數學模式來分析和解釋人類的金融行為,而是基於對人類內心傾向的研究而做出結論。例如雖然意識到投資者經常對自己的投資能力過分的有信心,但這種意識並不能幫助行為財務學家來判定對某一個特定的資產類別的預估值(或某一個確定的股市)是過高還是過低。

大部分典型的證券預估值和總體經濟模式,不管是否確切地對現實進行反映和分析,都是基於一個假設,即投資者純粹都是最理性的投資決策人。因此,這些模式的缺陷在於他們基於的這一假設,完全是一種與實際不符的虛擬。行為財務學就不過分依賴於這一不確切的假設。但是相反的,行為財務學卻很難對人類的投資行為作出精確的歸納模式。

最近幾年來,行為財務學的研究人員開始大量地使用核磁共振技術(MRI)來針對投資者們對投資獲利、虧損、達到預期目的或感到吃驚等種種不同情況的神經上的反應進行圖解,這一研究被稱為「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該研究顯示,人體大腦中對投資結果的反應,如同一個吸毒上癮的患者獲得毒品和賭博人賭贏時的反應類似。這一學科還吸取了生物學上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指人類中一些直觀反應和推斷行為往往能夠幫助人們避免災禍,對人類的生存上所產生的關鍵作用做出解釋。這種直觀的反應和推斷本能又往往導致人們在投資上做出非理性的決定!

目前,行為財務學仍然缺少一套統一的理論,將人類的行為連同大腦的活動觀察聯繫在一起,來對人類的經濟行為作出解釋,並可用於對投資上應採取的行動或創造獲利的投資交易機會進行規範。

指導投資者重要指標

西方的許多共同基金管理公司,都在其投資策略中實施和貫徹不同程度的行為財務學的原理。但美國著名的《投資雜誌》於2008年對基金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卻發現,行為財務學的使用並沒有使這些基金管理人在調查的時期中,獲得超乎尋常的投資回報。

實際上,「價值投資」理念的核心就是建立在行為財務學的原理之上。在很難說服投資者堅持投資的股市劇烈波動時期,使用以價值為基準的投資或反向投資的投資運作本身就需要有極堅強的意志。

投資者們從行為財務學中可以瞭解到他們在熊市和牛市的情況下,都很容易做出過度反應的事實。根據行為財務學的分析,堅持集中於長期投資策略的最好方法,是精密地製作出一個合理的投資決策,包括投資者本人投資回報的要求、風險承受度和投資產品上的限制等。這一投資決策在股市風平浪靜和暴風驟雨的情況下,都可以成為客觀指導投資者堅持既定投資方針的最重要指標。

行為財務學的資訊價值

對基金經理人來說,行為財務學可以提供什麼有價值的資訊呢?首先,基金經理人應該考慮在組合中保持一定的流動性、限制組合的槓桿化,並在預測可能出現的市場危機時保留足夠可迴旋餘地。如果投資者非理性的行為可以為股市造成錯誤的預估值,那麼在情況有所好轉前,可能要有相當長的時間,這種非理性的行為和造成的影響才會逐漸消失。

另外,即便是基於嚴謹的行為財務學的投資策略也不十分成功,基金經理們應進一步加強現在的投資策略,以避免羊群效應、過激反應,過分逃避風險以及其它會影響他們做出有效投資決定的本能反應。比如,由具有不同經驗的人組成的投資委員會就可以產生不同的、新鮮的投資想法,以儘量減少整個委員會想法雷同的趨勢。預先制定出如何衡量監視和控制一些本能行為上的自然傾向程序,也會進一步改善投資決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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